清代著名醫家吳塘
吳塘，字鞠通，江蘇淮陰人（1758-1863），清代著名醫家。他19歲時父親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憤，以為“父病不知醫，尚複何顏立天地間”，感到為人子而不懂得醫學，就無法盡孝，於是他立志學醫。4年後，他的侄兒患了喉疾，請了大夫以後，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請來幾位大夫，胡亂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發黃疸而死。吳鞠通當時學醫未成，深感錐心疾首，他的境遇竟與漢代張仲景感於宗族數百人死於傷寒而奮力鑽研極其相似。吳鞠通發奮讀書，精究醫術，終成溫病大家，是溫病學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檢核《四庫全書》，得見其中收載了吳又可的《溫疫論》，深感其論述宏闊有力，發前人之所未發，極有創見，又合於實情，便仔細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啟發。他對葉天士更是推崇，但認為葉氏的理論“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於是他在繼承了葉天士理論的基礎上參古博今，結合臨證經驗，撰寫了《溫病條辨》5卷，對溫熱病學說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他認為溫病有9種，吳又可所說的溫疫是其中最具傳染性的一種，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八種溫病，可以從季節及疾病表現上加以區分，這是對於溫病很完整的一種分類方法。書中創立了“三焦辨證”的學說，這是繼葉天士發展了張仲景的六經辨證，創立衛氣營血辨證方法之後，在中醫理論和辨證方法上的又一創舉。“三焦辨證”法：就是將人體“橫向”地分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為主，中焦以脾胃為主，下焦包括肝、腎、大小腸及膀胱。由此創立了一種新的人體臟腑歸類方法，此法十分適用於溫熱病體系的辨證和治療，診斷明確，便於施治。而且確立了三焦的正常傳變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順傳”途徑，“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則傳下焦。始上焦，終下焦。”因而，由傳變方式也就決定了治療原則：“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漚，非重不沉。”同時，吳氏對《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同樣採取了積極採納的態度，認為“傷寒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入深，須橫看；本節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這些理論，雖然從立論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仍是對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法的繼承，並對其進行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對疾病變化的認識上，是可以權衡協調的，二者並無矛盾之處。同時，三焦辨證法也完善了葉天士衛氣營血說的治療法則。葉氏的《溫熱論》中沒有收載足夠的方劑，而吳鞠通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在《溫病條辨》當中，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優秀的實用方劑，象銀翹散、桑菊飲、藿香正氣散、清營湯、清宮湯、犀角地黃湯等等，都是後世醫家極為常用的方劑。現在臨床上使用的方子，《溫病條辨》方占十之八九。
吳塘對中醫學的貢獻，在於對中醫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論上的完善，尤其對於溫熱性疾病的治療，他對於理論的發揮和留下的諸多方劑，可以說使得中醫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熱性病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在劃分中醫“四大經典”的時候，有一種劃法，就是將吳氏的《溫病條辨》與漢代的《黃帝內經》、《傷寒論》和《神農本草經》並列為中醫比讀的“四大經典”。可見該書在中醫理論發揮上的重大意義。吳鞠通，是中國醫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設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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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瑭（1758∼1836），字配珩，又字鞠通。江蘇淮陰人。少習儒，十九歲而父病亡，哀痛欲絕，遂廣購方書讀之。至張仲景《傷寒論·序》“外逐榮辱，內忘身命”之論，乃慨然棄舉子業，專攻方術。乾隆癸卯〔1783〕秋，赴京師，參與抄寫檢校《四庫全書》，得讀吳又可《溫疫論》，頓開茅塞。癸醜歲（1793），京師流行溫疫，友人強起之治，但所見大抵皆已因誤治而成壞病者，吳瑭治之，尚存活數十人，而死於世俗凡醫之手不可勝數。吳瑭因而著成《溫病條辨》，前後化了六年時間，提出“三焦辨證”理論，故為溫病學派之圭臬。此後吳氏以醫為業，孜孜汲汲四十餘年，屢起沉症。晚年著《醫醫病書》（1831）二卷，針砭時醫弊端，闡論醫德，亦為世人所重。其醫案得後人匯輯整理成《吳鞠通先生醫案》（一名《吳氏醫案》）五卷（一作四卷），亦醫家喜讀之書。
